周总理的道德作风和外交思想
作者简介
冀朝铸 著名外交家，被誉为“中国红墙第一翻译”；历任中国驻斐济群岛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兼驻基巴斯共和国和瓦努阿图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中国驻大不列颠及北爱兰联合王国特命全权大使、联合国副秘书长、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副主席；2020年4月29日下午于北京逝世，享年91岁。
在我为周总理做翻译的岁月里，对总理的道德作风、外交战略和外交思想有了更深的认识。我深深感到，总理的外交思想是我国对外方针极其宝贵的财富。在中国改革开放、与国际接轨的今天，周总理早在冷战时期就有的全球外交战略思想更加显示出其高瞻远瞩的眼光和非同寻常的胆识，因而对当代中国的外交政策具有很大的启示和借鉴意义。以下就我个人所见谈几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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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深厚的人道主义情怀
我感觉到，总理不管走到哪儿，对所有人民都很关心，不管他们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他相信所有的人都可以进步，只要条件对的话，坏人也可以改好，这种博大宽厚的人道主义情怀一直是总理性格中不可分割的一面。虽然总理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毛主席不是完全相同的。
解放后不久，父亲因为日语好，又了解日本，曾做过一段日本战俘的工作。这些战俘都是曾经残酷屠杀中国人民的战犯。我还记得父亲告诉我说：“总理下了命令，绝对不能侮辱这些战犯，而要在人格上对他们有所尊重，不管他们过去曾经犯什么罪。”我后来得知，因为总理的好政策，大多数战犯回到日本后都对他们过去的罪行表示悔过，还参加了中日友好协会。
不管周总理走到哪儿，他对人民的热爱和关心都很清楚地表现出来。有一次在上海，总理陪外宾看学龄前儿童合唱团的表演，所有人都觉得表演很精彩，都一再鼓掌，但总理脸上显出很担忧的表情。演出结束后，总理严肃地批评主管演出的干部，因为他让独唱的小男孩用那么高的音调唱了很久，这样下去会破坏男孩的声带发育，也会影响他将来的前途。
• 1963年，作者（左）与陈毅副总理在缅甸。图源：《从红墙翻译到外交官》
总理和很多同事的关系有时更像兄弟，而不太像上下级的关系。总理出访时经常由陈毅元帅、那时的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陪同。陈毅元帅是一个很有领袖风度的人，嗓门也很大。也许是他在革命战争年代吃的苦太多了，他在身体上、精神状态上都比周总理稍差，也比总理胖很多。周总理经常照顾陈毅元帅，特别是出访又热又潮湿的热带国家时。
有一次访问缅甸，缅甸总理吴奈温邀请我们看赛马，总理看见与他间隔两个位子的陈毅元帅汗流浃背，就叫我拿他的扇子坐在陈老总旁，给他扇扇子。陈老总意识到是周总理让我去给他扇扇子，就对我笑了笑，坐着享受扇子的凉风。
• 1985年9月，冀朝铸夫妇在斐济苏瓦太平洋港和当地土人合影。图源：《从红墙翻译到外交官》
周总理一直都非常注意了解他周围工作人员的个人生活。他得知我和向同结婚5年还没有孩子，有一次就安慰我说，他也没有孩子，所以我们应该互相敬酒，祝贺大家为减少中国人口增长作出贡献。
但另一方面，他又请他的大夫、后来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吴阶平给我做身体检查。吴大夫给我治疗后不到一年，向同就怀孕了。因为总理是在访问巴基斯坦时听到的这个喜讯，所以他建议用巴基斯坦给我的儿子命名。他说访问了这么多国家，看见非洲的妇女和巴基斯坦的男人最勤劳。生了儿子，就以巴基斯坦命名；生了女儿，就以非洲命名。我们生的是儿子，就取名为冀小坦。
随总理出访热带国家时，我的皮肤经常过敏。总理知道了，就让他的大夫给我治疗。每次国宴时，总理都坚持翻译也在桌子旁坐下来，这样翻译也有饭吃。当总理看见我忙着翻译忘记吃饭时，就会用他那受过伤的手哆哆嗦嗦地为我夹菜，我非常感动。
• 1954年，作者（后排左）在朝鲜荣获三等功后，回国同父母及大哥朝鼎（后排右）合影。图源：《从红墙翻译到外交官》
总理的记忆力极好，对很多他接触过的、认为是好人的人都很有感情。他从20世纪20年代末就认识我大哥朝鼎，但只见过我父亲一次，那是1938年在重庆指示父亲和大哥朝鼎帮助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时候。我大哥朝鼎1963年8月在北京突患脑溢血逝世，总理很吃惊，指示要给他开个大的追悼会，周总理、陈毅副总理、李先念主席，还有许多高级领导人都参加了追悼会。
追悼会上，总理跟我大哥朝鼎的所有亲人，包括我一一握手，但他好像总在找什么人，等他走到我面前时就问：“你父亲呢？”我回答说大嫂怕父亲年纪大了，承受不了大哥朝鼎去世的打击，所以就瞒着他，没让他来。总理很不高兴，连说：“这不对，这不对。我认得老先生的，他是一个很坚强的人，他可以承受得住的。你们错了。太遗憾了，我本来很想见他的。”
• 1965年6月，周恩来总理访问坦桑尼亚时与当地欢迎者互赠礼品。
总理对一般平民百姓的爱与关心不只限于中国人民，也包括世界人民。在许多次出访中，我一再看到周总理对街市上、村庄里平民百姓的关心。当我们访问苏丹时，苏丹总统把当地老百姓都动员到街上欢迎周总理。周总理一边站在敞篷车上向当地群众挥手，一边悄悄地在我耳边说，他看到那么多群众在大太阳下晒着，心里感到很不安。总理还多次对代表团成员讲，我们这些已经得到解放的人，应该帮助还在受苦的人，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他还一再强调，帮助他国一定要考虑其具体情况，不能把我们的做法、想法强加到别人头上。
• 1965年6月，周恩来总理访问坦桑尼亚，尼雷尔总统到机场迎接。
我清楚地记得在坦噶尼喀，总统尼雷尔特别支持新中国和中国革命，他告诉总理，他非常崇拜中国的人民公社，想让坦噶尼喀也向公社化迈进。总理明显与他意见不同，非常耐心地解释中国怎样一步一步地从土改、互助组到合作社，最后才搞公社化。在这个过程中遇到很多问题，至今还没有彻底解决。最重要的是一个国家不能完全照搬其他国家的经验，因为每个国家的情况都不同。
那时中国刚从三年困难时期缓过来，毛主席也意识到“大跃进”运动中的许多问题，但在对外宣传中并没有提“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很多外国朋友仍觉得“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都很成功，是值得效法的。周总理当然不能公开地说“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有问题，但他很关心坦噶尼喀人民的生活，所以他不愿意坦噶尼喀犯同样的错误。
• 1964年1月，周恩来总理、陈毅元帅访问加纳时拜会恩克鲁玛总统（左四）。左三为作者。
总理特别尊重他访问的国家，也教导所有同志这样做。最突出的例子是他访问加纳。当时加纳刚发生过一起反对总统恩克鲁玛的未遂政变，恩克鲁玛总统在和刺客搏斗时被打伤。刺客被逮住了，但大家都担心还会有其他阴谋，就建议总理推迟访问加纳。但总理拒绝延迟访问，说作为真正的朋友，我们应该在他们最需要的时候和他们在一起。由于危机还未过去，恩克鲁玛总统不能遵照通常的外交礼仪到机场欢迎总理，只能在海边他藏身的一座城堡接待我们，总理对此表示充分理解。
除了正式的外交场合，总理并不总是坐在专门为他留出来的上座，也并不总是走在别人前面。在加纳时，恩克鲁玛总统让整个代表团住在他的城堡里，大家在同一个饭厅吃饭。桌子中间摆一把大椅子，是给总理坐的。但总理从来不坐在上面，而是和大家随便坐。结果是谁最后坐下，谁就不得不坐那把大椅子。当时总理的卫士长杨德中由于保卫职责总是最后一个坐下，他就不可避免地坐到大椅子上了。因为杨将军长得高大魁梧，很威风，就被加纳的侍者误以为是总理，总是先给他上菜。代表团别的成员也都不说什么，等到我们要离开时，周总理和加纳的工作人员握手表示感谢，他们才知道他们错了，都说：“中国的总理真好呀！”
不管我们到什么地方，总理都非常尊重各地人民的宗教传统和习惯。有一次访问一个西非的穆斯林国家，我们住在一所条件很好的客房里，里面有一个很大的游泳池。天气很热，代表团里的年轻人都跳到游泳池里游泳，也包括年轻的女护士。我们没有想到总理会反对，因为总理一直主张努力工作后要放松一下。但这次总理非常认真地告诉我们不能这样做，他提醒我们是在一个穆斯林国家，当地人也许不愿看到男女在同一个游泳池里游泳。护士很快爬出游泳池穿好衣服，我们其他人则继续游泳。
• 1964年，作者（后排左）为周总理和埃及总统纳赛尔（右）当翻译。图源：《从红墙翻译到外交官》
我前面已提到，总理在国内时，坚持吃饭时翻译同他一起坐到桌边，一边翻译一边吃。但在其他国家访问时，这样的安排就不那么简单了。在埃及时，总理和纳赛尔总统经常一起吃午饭和晚饭，我只能站在总理背后，弯下身来仔细听两位首脑的谈话，然后翻译。
礼宾司知道总理的一贯政策是，除非遇到影响政策的重大事件需要向我方领导请示，一般情况下应该尊重出访国方的礼节规定。但礼宾司也清楚总理坚持吃饭时翻译也要有份的原则，就问埃及的礼宾司能不能在总理背后加一个小凳子给翻译坐，好使他听清双方首脑的谈话。礼宾司还说最好在凳子旁加个小桌子，使翻译也能吃点儿东西，因为翻译陪了总理一天一定很饿。但是埃及的礼宾司回答说，他们的总统是请周总理吃饭，不是请翻译。但他们同意给翻译一把凳子，还给了一杯凉水，可以润润喉咙。
纳赛尔总统一再给总理夹菜，总理说他实在吃饱了，食物已经快塞到嗓子眼了。我也如实翻译，可是一边翻译，一边听到自己肚子里咕咕叫，当时我实在太饿了。这以后我们的礼宾人员每到吃饭要翻译时，都保证我们翻译的口袋里有几块巧克力。
• 1965年6月27日，周总理、埃及总统纳赛尔（左）、印尼总统苏加诺（中）在开罗举行会谈。
我们那次在埃及是为了第二次亚非会议，这次会议因为主办国阿尔及利亚的一次政变而流产了。周总理留在埃及，其他亚非国家的外交部部长到了阿尔及利亚，试图找到一个解决办法。他们没有成功，印度尼西亚苏加诺总统于是也来到埃及，和埃及的纳赛尔总统、巴基斯坦的阿尤布·汗总统一起，在开罗召开了一个会议，总理和陈毅元帅也参加了。
除了周总理和陈毅元帅外，其他人都讲英语。我只得低声用中文同时向总理和副总理翻译，而总理讲话时我就用英文大声翻译出来。出席的首脑们都同意加倍努力在不远的将来再次召集第二次亚非会议，但亚非会议从此再也没有召开过。
当外交部部长们在阿尔及利亚时，纳赛尔总统邀请总理住在他在亚历山大濒临地中海的别墅里。在那里，纳赛尔总统和周总理有过多次私下谈话，每次都由我翻译。两位领导人由此建立了更加亲密的友谊和互信。他们顿顿饭都在一起吃。到了晚上，总统就招待周总理看电影或看舞台演出。
总理的人道主义情怀表现在对人民的热爱上，更表现在他舍己为公的精神上，他一直认为自己应该为别人做出好的榜样来。
• 周恩来总理在写字
我有几次有幸看到周总理在办公室和家里的情景，他生活朴素得几乎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他当总理20多年，从来不准粉刷他在西花厅的住房和办公室，以致墙壁、柱子上的油漆都剥落了。
作为他的翻译，我经常坐在他身边，看到他的中山装虽然熨得笔挺，但里面的衬衫实际上穿得很旧了。连我自己都有两三件新衬衫，总理却一直轮换着穿那几件旧衬衫。即使穿得很破旧了，只要外面的中山装能遮盖得住，他就仍然继续穿。当然，衣服虽然旧，却是绝对的干净整洁。我也曾和总理一起吃过几次饭。如果不是招待外国客人，总理的饭一般只有两个菜、一碗米饭，或几个包子、一碗菜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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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周总理的全球战略思想
我从和周总理的接触中感到，周总理的全球战略思想和毛主席的稍有不同。毛主席作为最高领袖，有自己的全球战略，全党都听从他的指示。当然毛主席的战略天才是全世界承认的，他认为在任何一个时期，都有一个主要的敌人，他的目的就是最大限度地把这个主要敌人孤立起来。
周总理则不同，他虽然也认识到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主要敌人，但似乎觉得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有可能形成化敌为友的局面。在我看来，周总理的这种全球战略思想和他很深的人道主义情怀及对人民的热爱是分不开的。但因为毛主席是最高领袖，周总理也要按照毛主席的规划来做，所以周总理在公开场合讲话时一直都是很小心的。
• 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周总理与其握手。
那是在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前后，我有几次非常宝贵的机会听总理详细地讲历史，尤其是和中美关系、全球战略有关的问题。但非常遗憾的是，我没有把这些重要的谈话记下来，当时纪律很严，我们不准私下记录这些敏感的会议和话题。
记得总理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将近30年的历史时期里，中国共产党和美国之间曾有过可以和解的机会，但都因为无法沟通而错失良机。他谈到美国的史迪威将军和赫尔利将军。史迪威认为他基本上了解中国的情况，而赫尔利正好相反。
• 赫尔利与毛主席、蒋介石在重庆谈判时的合影。
我还记得总理怎么描绘赫尔利的：当赫尔利在延安下飞机时，他像牛仔一样大叫一声。他和毛主席、周恩来谈话时，行为举止也很像一个美国西部的牛仔。毛主席、周恩来请他向罗斯福总统转达一个口信：毛主席、周恩来愿意在罗斯福总统选择的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同他会谈。但由于赫尔利一贯反共，所以拒绝传达这个口信，不久罗斯福总统就去世了。
• 时任美国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在使馆办公室内。
1949年4月，南京解放后我们又失去了另一次机会，那时苏联大使跟着国民党行政院一起到了广州，而美国大使司徒雷登与其他西方国家的大使都留在南京。美国总统杜鲁门希望司徒雷登找机会和中共高层会晤。当时黄华是南京的军管会外侨事务处处长，他就去见司徒雷登，和司徒雷登讨论以个人身份访问北平的可能性，黄华希望司徒雷登能到北平和毛主席、周总理谈一谈。
那时司徒雷登也请一个中国民主人士向毛主席、周总理传话，说美国政府愿意为新中国提供10亿到20亿美元的长期低息贷款，希望同新中国建立友好关系。但是当这位民主人士往北平走的路上，听到毛主席在七一发表了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的讲话，其中说“我们要向苏联一边倒”，所以这位民主人士就没敢传这个话。传话的内容是很久以后中国共产党才得知的。司徒雷登在毛主席讲话后不久也就被召回了。
当时加拿大驻华大使切斯特朗宁（Chester Ronning）的女婿托平（Topping），现在是一位美国记者，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写了一本书，叫做《Journey between two Chinas》，可以翻成《两个中国之间的旅行》。他回忆说，司徒雷登是在毛主席“七一”讲话后的第二天被召回的。除此外，这本书中没有提到任何美国要给新中国提供贷款的计划，但没提并不等于一定没有。
• 1945年，作者（右）在美国农场劳动时同一名童工在一起。图源：《从红墙翻译到外交官》
我相信周总理讲的是真的，部分原因是周总理记忆力特别惊人，另外也有一些历史因素摆在那里。1949年晚春时，杜鲁门政府已完全对蒋介石政府失望，而好像对同新中国建立关系很感兴趣。这也可以从我那时在美国的个人经历中得到印证。我曾提到，我在1948年秋进哈佛大学时只有一半的奖学金，还要靠打工维持生活。但在我上大学二年级时，得到哈佛大学通知，说美国国务院已决定资助所有在美国学习的中国学生，这使我的生活状况改善了许多。如果中国学生打算学成回国，美国国务院还会给予路费补助。这件事本身就代表了美国外交政策的改变。
同时，一个更能说明问题的事情是杜鲁门总统宣布美国要从台湾海峡撤出第七舰队，而且认为台湾问题要由中国人民自己解决。这一政策的改变并不代表着美国政府突然对中国革命有了新的理解，它只意味着美国政府当时希望新中国能够作为美国和苏联在东亚斗争的缓冲区。同时，美国政府也认识到，蒋介石当局实在不可救药。
• 周恩来总理
周总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就一直强调，中美两国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建立正面关系是很重要的。他也认为新中国应该是对外部世界开放的。总理的这个思想也表现在他对我父亲和大哥朝鼎的指示上，那就是1938年末他指示我父亲和大哥朝鼎去美国帮助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而不是像我们原来所希望的去延安参加八路军。
从总理的谈话和总理的行动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总理确实对保证新中国享有一个和平有利的国际环境有一个长远的战略计划。这个长远的战略计划涉及全世界所有重要国家，当然先从离中国最近的邻国，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开始，但总理的战略计划从一开始就包括了美国。
按照我对总理全球战略的理解，在万隆会议以前，总理是集中精力和亚洲新独立的邻国，如印度、尼泊尔、缅甸和印度尼西亚建立良好关系；从万隆会议以后，周总理的战略就有一个转折点，因为万隆会议标志着新中国的对外关系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层次。
这以后总理的视野就延伸到了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总理一共出访了20多个国家，包括苏联和东欧国家。他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使新中国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制造的孤立环境中突围出来。
基辛格访华成功之后，尼克松也访华，这以后又有《上海公报》的签订，这些机会都被毛主席和周总理紧紧抓住了，这就使中美关系逐渐推进。
在同一阶段，日本和其他国家也同台湾的国民党政权断交，开始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时周总理就决定，不仅要恢复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外交关系，而且要不断发展我们和世界各国的外交接触。
• 1974年8月，姬鹏飞外长欢迎到访的瑞士联邦政治部长格拉贝尔。
1975年初，毛主席、周总理和姬鹏飞外长一起决定，外交部部长应该访问西欧四国，包括法国在内。姬鹏飞是总理的亲密同志，在陈老总生病时由他代理外交部部长，陈老总逝世后就成为正式的外交部部长。姬鹏飞对西欧四国的访问是非常成功的，这使得中国同西欧国家的外交与经贸接触越来越得到发展。
那时也有人不同意总理的做法，他们认为我们做技术工作的人不应该浪费时间考虑政策问题，而应该集中精力做具体工作。我那时的顶头上司认为我最应该做他的打字员，打印翻译草稿，而不是不分昼夜地随时被叫到总理那里去。当然他没办法在总理叫我时不让我去，但因为我是外交部翻译室的一个小干部，我必须服从顶头上司。结果我在同时被拉向两个不同的方向，工作就特别繁重，也一直感觉特别疲劳。
在一次比一次剧烈的运动和下乡劳动中，我的健康越来越走下坡路，但幸运的是后来我的顶头上司换了。新的上司马牧鸣大使是一位非常诚恳、工作很努力，而且心地非常善良、很善于照顾人的同志，他告诉我应该好好休息，所以我的身体很快就康复了。
• 1973年，作者（左一）同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黄镇大使（左二）、尼克松总统（右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右一）在加利福尼亚州尼克松总统别墅。图源：《从红墙翻译到外交官》
1973年3月8日，总理听说我康复了，就坚持要我在三八国际妇女节招待会上再次做他的翻译。这是我最后一次给总理当翻译。也就是这次，总理告诉我中国政府要在美国华盛顿建立驻美联络处，他打算派我去美国工作。
总理为了建立驻美联络处举行了一系列会议，还亲自指定联络处的主要干部。黄镇大使是联络处的主任，韩叙大使是副主任，另有三名参赞，即谢启美、钱大镛和我。总理还指示，为了和美国各阶层人士都打开关系，上述五位干部都应带夫人去美国。这个书面指示经毛主席亲自批准。这个指示当时很必要，因为在那个年代，妻子往往不能随丈夫一起出国。
临出发时，总理请我们到中南海西花厅他的家里去吃饭，去的人有韩叙大使和我，以及其他几个人。那天，总理还是穿着灰色的中山装和黑皮鞋，皮鞋虽然很旧，但刷得很亮。衬衫的袖子也都磨破了，但洗得很干净。总理说：“你们要到美国去了，该说的话都说了。这是我最后一次和你们一起开会，最后一次请你们吃饭了。”我们吃的是猪肉包子和菜汤。
邓大姐不在，这次和总理吃饭也就持续了不到一个小时。看来，总理已经有预感，所以说了那样的话，但当时我们谁也没有意识到总理话里的含义。我更是没想到，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敬爱的周总理。
回忆自己44年的外交生涯，我意识到，就像许多和我有着近似经历的人一样，假如没有周总理的关怀和指导，我是不会有什么成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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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 | 节选自《从红墙翻译到外交官》
作者 | 冀朝铸
图片 | 除标注外源自网络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小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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